北京军区组织的，部队的头头让这样做的，下边有人打着手势，早先部队上不是有拉拉歌吗?我们就听他指挥，哒哒哒、哒哒哒，踩着点，一起喊：“我们要见毛主席!我们要见毛主席!”总理没办法了，下不了主席台了，黄永胜发火了，第二天，毛主席又飞回来。
《世界博览·中国卷》 2009年第10期
我是河北省深泽县城关公社东关大队人，1942年生，1965年毛泽东主席“六二六”指示发出后学的医，“六·二六”指示就是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。石’家庄省三院的医疗队来农村培训，那时叫半农半医，实际是全天学习，不过每个星期抽出两个半天勤工俭学，筹集了资金，老师用来买资料。
当时让谁去学医是大队党支部定的。条件是在村里威望比较高的，有点文化的，年轻的，出身好的。我家是贫下中农，我初中毕业，当时在上水库机关的业余夜校，大队领导觉得我比较符合条件，就让我去了。
半农半医
我们是边学边实践，比如村里有了特殊病人，比较重的病人，就跟老师说了'老师就带着学生来，确切检查，确定这叫什么病，学生们在旁边看着。比如我们村的一个心脏病人，我们原先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，从书本上看到这个“心脏瓣膜病”，“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”，但是没听过，一听我们村这个病人的心跳，老师说，这就是二尖瓣狭窄，就记得特别清楚。
我记得1966年，正是学习紧张的时候，有时候晚上也上课，因为城关离县医院近，我去得比较多，晚上如果不上课的话，我就跑到县医院去，跟着值班的医生学习，为的是能多学点东西。我自己入了门以后，也爱好这个，千方百计的多学点东西，不能白耽误时间，我们是记工分的，不能白学，全村人看着你学习，你要是不好好学，说不过去，所以，从自己的业务方面，就提高的比别人快点。我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，在班里边，我是副班长。那时候家里也比较支持我。家里什么事也不让我管，包括自留地，完全由家里人做。我是一心扑在这上头。在这方面也得到了社员们的好评，大病小病都找我。我这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嘴勤、腿勤、手勤，直到现在还是。
那时对业务虽然认识一点了，但是有时确定不了，还得叫上老师。使我特别感动的是石家庄医疗队队长遇俊清老师，他对病人的那种关心，到现在我都忘不了。遇老师在业务上给深泽医务界起了个好的带头作用。我记得那时流脑(流行性脑脊髓膜炎)在深泽大流行，城关公社当时还没发现，附近的大直要(村名)发生一例。流脑传染速度很快，发生一例也不得了，就得赶紧看。那天下了半尺深的大雪，我记得是晚上6点，遇老师叫上我一起去。雪太大，不能骑自行车，我们就走着去，他在前边趟着道，让我在后边跟着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到了病人家，人家给我们倒了点水，我们也顾不上喝，先得看病人。我对遇老师敬佩得不行，心里想一定要把老师的精神学到手，所以我在行医过程中，完全按着我们老师那个思想去做。
我们培训期间，各村都通气，哪个村有病人，赶紧报，老师就带着学生去了，那年的流行病，一个是流脑，一个是麻疹，比较起来麻疹更厉害，特别厉害，光我们东关村就有38例。我们就自己结合成小组，东关、小杜庄、大杜庄三个村的医生合作，每个病人一天要打4次针，我们就骑着车子转，走着忙不过来。我们三个村的3个医生互相帮助，又能互相学习，因为治疗及时，那年我们这三个村没有一例死亡。
在医风医德方面，当时都是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那时可不是唱高调，我们实际就是这么做的。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讲金钱啊，那时不讲这个，那时讲怎样把病人作为自己的亲人。我们除了抢救本村的病人外，还有外村来赶集的，突然得病了，也要抢救。有一次，大集上，在我们这个十字路口再往西100米左右，突然有一个人发病，我被叫去以后，那人已经没呼吸了，也来不及往医院送，就先做人工呼吸，这样先抢救过来。当时是大集上，有人认出病人，就通知家属，家属后来给我送了个匾。
我还有个特点，不论冬夏，把门一关，没事了。就把今天看过的所有病人，哪怕就是个感冒病人，我得在脑子里“过电影”，查处方，思考病人明天会出现什么情况，或轻或重，应该怎么处理。每天都得总结。为什么东关那时比较出名呢?主要是药品准备得比较齐全，我夏季就准备秋季的药，到了秋季准备冬季的药，到了冬季准备春季的药，到了春季准备夏季的药，总是走在前头。有时外村的病人也来我这里找药。
文革期间，几个外地的老医生被下放到深泽改造，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处方权了，我们给了他们东关卫生室的处方，都不敢用，只能用白纸开方，或用烟盒纸的反面写，比较典型的是下放到冶庄头的那个老“反革命”，人们叫他“老反”，他在村里看了几个病人，他开的药有些是特殊药，别的地方都找不到，后来找到东关，我把药给他配齐了c病人吃了好了。那时我在东关卫生室是主管，还兼职民兵指导员。我就建议冶庄头民兵连长，让他给人们看病，后来民兵连长采纳了这个建议，就连县级干部都来找那个“老反”看病。
合作医疗
我们村是深泽县第二家举办合作医疗的。1969年正月县里组织现场会，要求三级--筹款，大队、小队、个人各出一块钱，共三块钱。回来后经过大队党支部讨论，支部书记特别支持，虽然我们大队离县医院近，但半农半医更方便一些，因此跟支部一商量，就成了。接着召开社员大会，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，99％参加。只有一户，家里只有娘俩，觉得自己没病，没有加入，但是第二年她家也加入了。
合作医疗基金是到户里收钱，到人家家里，先问；“你加入吗?”加入就掏钱，一人一块钱，一户有几个人就掏几块。我们大队是报销80％，个人拿20％。比如看一次病，花—块钱，就报销8毛，自己掏2毛，到县医院看病报90％。那时是花得多就报得多，确实能减轻人们的负担。我本人就是一个受益者，我父亲得了胃病，胃穿孔，需要做手术，那时花了560多块钱，回来马上就报了。当时报销还得经村卫生室批，那时出去看病，不管是谁，干部也好，社员也好，只要到外边看病，就得经过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批准。如果急症来不及批准，住了院，家里就得来报批。
当时我们卫生室三个人，一个司药，两个医生。我是卫生室负责人，另外那个医生是我培养起来的。那时东关人们的思想比较好，参加合作医疗后也是有病就吃药，没病就不吃药。我们卫生室开药，最多是三顿的药，到现在我也是这样。我已经形成这个习惯了，有时有人问我，“你怕把药卖了?”我说不是，如果病好了把药扔了，浪费了钱。如果吃了一天没好，再来看，该调整就调整，不需要调整就再拿一顿的。到现在，拿两顿以下的药，我一般不收钱。因为突然肚子痛，或脑袋疼，看看没什么大毛病，临对的神经疼，也是给两顿的药，不收钱。
就我们村来说，那时的合作医疗比起现在的合作医疗，我觉得还是过去的好。那时东关有点副业，经济条件比较好。有时一年下来，有得大病的，钱不够，就大队里出。一般一年下来都够，因为有时一年没大病，就有结余，积攒下来。当时东关大队里的出纳管账，账目原来是大队里统一管理，后来分开，单独设了个会计，一个月弄回账，我们卫生室有时一个月，有时一季度盘点一次，整个都得盘点，包括中药西药。司药员负责记录每天看多少病人，收多少钱，免多少钱。从处方上说，比如这个药品应该是10块钱，实收2块钱，司药每天报一次，钱也每天交一次，交到大队。卫生室有20块钱的流动资金，放在药房的抽屉里，药房里亏不亏，就是药房的钱刨去20块钱等于实际收入。如果钱账不对就要查药方，就是差几分钱，也要把所有药方账目查一遍。药房是一天一算，会计是一个月一算。我们去进药，在出纳那支钱，回来账目落在卫生室，比方说青霉素多少，氯霉素多少，安痛定多少，花了多少钱，钱和药碰了，把进货单交给大队。
东关卫生室在当时是比较正规的，有单独的房子，是大队给的。后来实行合作医疗后卫生室二次改建，都是上边支持的，那时是计划经济，凡是物资供应都得经计委批。砖、木料，都是深泽县计委批的，然后大队自己再掏一部分钱。
那时看病中药和西药用得差不多。中药也是从医药公司里进。自己也采制一些，比如大戟小蓟，马齿苋，都是自己采，有时也自己种，那几年我们自己种，就利用村里的闲庄基地种药材，当时东关种药材也多，种点红花、薏米等，除了自用以外，就卖给城关公社医院和县医院，按国家医药公司的价格卖给他们，有时也可以换药。
自采自种自制的药在整个用药量中基本上占20％左右。主要还是靠从医药公司进药，那时就是独家经营，药材的质量也好，价格全国统一，你到上海、到南京也都是这个价格。跟现在不一样。现在今天这个价，明天那个价。同样的药，这个厂子出的就贵，那个厂子出的就贱。过去药品质量好，我总觉得现在医疗方面不太理想，这个价格掌握不了，失控。
新型合作医疗跟过去的合作医疗确实有差别。可能深泽从报销比例的封顶数额上有些问题，现在封顶数是1.5万，应该是越花钱多报销比例越大，这才对。平时花十块八块或百几十块钱，自己能拿出来，按深泽讲能拿出来，问题不大，所以应该是得病大，花钱多，报得多才对。也可能今年是头一年的原因，属于试验阶段。我觉得还是过去的合作医疗比较好。根据东关的情况，那时报80％，越病大去县医院，越报销多，现在，去县医院才报30％，在城关医院报60％，在本村就是花完8块钱，超过了再掏钱。这8块钱全家可以调剂共用。
和毛主席合影
我是半农半医的典型，要到各公社开会汇报思想。在毛泽东时代，我们的思想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自从开始学医后，为了学习方便，我身上没离过听诊器，出门也带着。在走亲戚的时候，我还救过一个病人。作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，我是深泽县唯一一个出席地区、省—直到华北地区的代表，到北京军区参加过第五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。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出席证，笔记本。
我们这一片属于华北军区，每县都有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，各行各业都有，也包括部队上的，共1700多人。我们首先到了石家庄，在省军区待了三天，然后统一出发去北京。去北京前，军区司令员就传达了：咱们河北人，尤其石家庄人，不能当“采购员”。那时候什么东西都紧张，都是凭票购买，但在会议期间，凡是买东西不凭票，可以随便买，但是我们不能当采购员。
到北京后，北京军区接待，分散居住，有在西山的，有在八大处的，我们石家庄去的住在总参招待处。那时候会议进行得比较神秘，有的是在总参礼堂开，有的是在军区礼堂开，去的地方很多，可能出于战备考虑，不提前通知，开完会后才对外公布。只是有些遗憾，那次会议的照片还没发下来就收回去了。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原计划给每个人配发的枪支没给发下来，本来北京军区要每人发半自动枪—支，连枪号都是自己的。
会议期间出了点事，原会议议程中安排的毛主席接见临时取消了，毛主席飞到了庐山。周总理接见后，人们不干，各代表团在底下都说好了，我们完全听部队的指挥，要求毛主席接见，本来就安排接见的。
各代表团给参会代表分发稿纸，有写一份的，有写两份的，要求毛主席接见。那时候谁不想见毛主席呀。北京军区组织的，部队的头头让这样做的，下边有人打着手势，早先部队上不是有拉拉歌吗?我们就听他指挥，哒哒哒、哒哒哒，踩着点，一起喊：“我们要见毛主席!我们要见毛主席!”总理没办法了，下不了主席台了，黄永胜发火了，第二天，毛主席又飞回来。本来第二天这个时间是个会议时间，却要求在住地待命，也不说要干什么去，就是谁也不许出去，半个小时后，接到通知，凡是有铁器东西的，如剪指甲刀等，还有火柴完全上交。如果穿的是皮鞋，就给双便鞋，你穿多大号的，报了接着就发，凡是穿着有钉子的鞋的、皮鞋的，挂鞋掌的，都要换。大家一寻思，这就是主席要接见了，但谁也不能说，谁也不能问，接见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，但是怎么到达人民大会堂的，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。那时候讲备战嘛，我们坐的车，布帘整个都是拉上的，看不见外边，下了车，就已经到大会堂里面了，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上去的。
到了大会堂后，按座位号坐下。我们也不知道要干什么。主席台上也没有会标，那时候人们思想比这会集中，说不让说话就谁也不说话，我们等了27分钟，当时的领导人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德、陈毅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林彪都出来了，我们甚至都没有看见人家怎么上的主席台。毛主席就只说了三句话，“同志们好!”“祝大家健康!”“我还有任务，谢谢大家!”就完了，就这么三句话。我们就在部队的指挥下(有军人站在主席台下一角，打手势，要不然达不成一个音，得有指挥)喊；“毛主席万岁!毛主席万岁!毛主席万万岁!”接见时间就这么短。拍照是在接见的头一天，我们排列以后，被要求不能动，眼睛平视，就不知道领导人是怎么站到那的，因此尽管照了合影，但根本没见到主席，甚至都不知道有谁参加拍照了。整个过程十分神秘。因为当时讲备战，首长出去，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出去的。照完合影后，才公布，跟主席合影了，全体领导人都有。本来闭会时领导人应该都在，但是都没有。我们此前就在那开过一次会，开幕式在那开的，以后会议地址就转移了，老是转移，一天一个地方。我们一共去了15天，其中包括几天的参观时间，参观战备，包括地下工程等。
回来后，在石家庄又待了一天，然后回县给革委会主任、武装部、民兵连长等汇报会议实况。说实在的啊，现在我还是说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单纯，好!
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，但对我没什么大的影响。我现在也不收注射费，一次性注射器收钱，5分钱的利润，1毛5进的，收两毛。我还是服务于群众，让群众少花钱。能花一块钱的不花一块一，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。比方说两年多前，北冶庄头有一个胃病病人，花了好多钱都治不了，花了三块多钱在我这就治好了，他敲锣打鼓给我送了匾来。我今年66岁了，只要谁家有病人，电话一响，不管是半夜里还是什么时候，都起来接，问清是谁怎么回事，就赶紧去。现在有新型合作医疗定点，但人们还是找我，因为人们信任我。
